走进红嘴子，记者首先被迎面而来的一头公牛所震撼。瞪着通红、硕大的双眼，微低着头、锋利的牛角直指前方，后蹄紧绷，身体前倾，分明一副战斗的架势。这座栩栩如生的雕塑，不禁让记者想起作为力量和活力象征的美国华尔街那座世界闻名的公牛雕塑，但红嘴这头牛显得更粗犷些，气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给人力量。
进入红嘴子，就像到了一个美丽、宁静的花园。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大家概念中一个村民小组的痕迹。随行人员介绍，红嘴二队从1990年就搬进城市化的住宅社区，人均住房面积25平米，免费提供暖气、有线电视等设施。在居民区侧面，有4万平方米的大型体育场，里面有各种健身设施。另一侧是一大片湖水，几座拱桥跨湖而过，一到夜晚，湖边霓虹灯闪烁，村民在湖边散步。这是红嘴二队花一千多万元人工造出来的，取名天鹅湖。给记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无论在居民生活区，还是在厂区，或在公共区域，都有大大小小的喷泉。经了解才知道，这是红嘴人的共识，叫“财源滚滚”。
如今的红嘴子年营业收入122亿元，不可谓不财源滚滚啊！但红嘴子的昨天仍在红嘴人的心中。他们不曾忘记昨天的贫苦，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对在那个充满界限的年代，追求富裕生活的怀念。
在红嘴的南面有座山，相传很早以前，山上忽然红光迸现，远远望去好像女人鲜红的嘴唇。老人们说，那是关心人间疾苦的菩萨法像。那一年，大地丰收，红嘴子因而得名。作为地名的红嘴子流传下来了，伴随的却是无边的贫穷。
一提起旧时，今年85岁高龄的仲雅芬老人仍然记忆犹新。在东北，农家住房都是清一色的小破土平房，一到连雨天，屯子里总会有几座房子倒塌掉，没倒的也得拿木桩子支着，东倒东支，西倒西支，黑糊糊的窗框上糊着毛头纸，大雨打上去一下子就撕开了。
红嘴老人们说，当年一顶狗皮帽子要带几十年，传两代人，本来很长的毛，最后磨没了。贫穷也像狗皮帽子一样，在红嘴子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以卢志民为首的红嘴子人，创造出了营业收入超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谁也没想到红嘴人住上了楼房，开上了汽车，甚至超过了城里人的生活；谁也没想到那个高中没念完的卢志民连续四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为全国知名的企业家。
一见到记者，红嘴集团总裁卢志民主动伸出手来，宽厚的手掌，一握手就让人感觉到事情他尽在掌握，但透着友善和诚恳。
在卢志民办公室显眼的位置，记者看到了一张卢志民和另外一个人合影的黑白色老照片，照片下部一排字，“最难忘的日子”。卢总说，“那是我非常珍惜的一段记忆。”
1970年冬天，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回家、21岁的卢志民被选为红嘴二队队长。当年全队750口人，800余亩耕地，公有房产七间（土墙草顶），马车三套，破猪圈一个，另有数万元的外债。卢志民之前没人愿意当、也没人能当好这个队长。
“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但我的感受是红嘴子不能学大寨。”卢志民回忆说，红嘴子不是大寨，红嘴子是天然大平原，何必再去费劲搞人造小平原！就算学大寨那一套有用，靠我们的人均一亩多地能折腾到哪？能富到哪？卢志民当时就认准一个理，要想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得搞副业。
搞副业，这在当时可是犯大忌的。农民开点小片，种点自留地，都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集体出去搞副业那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说干就干，认准就干，一干到底，这是卢志民的风格。1974年夏天，队里把木瓦匠组织起来，拴起三辆大马车，由刘洪义带队，到四平市里搞副业，垒墙，修路，拉脚，盖房子。
当年，红嘴屯不仅甩掉了多年吃返销粮的帽子，全队的纯收入高达11万元，在向国家交商品粮、社员人均收入和集体积累等方面都在全公社排名第一。
全国政治大气候影响着红嘴子的小气候。就在这时，“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来到红嘴屯，经过两天的调查，得出结论，全公社年龄最小的生产队长是卢志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起劲的还是卢志民。“当时说我只认钱，不认线，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典型的走资派。”说起当年的政治错误，卢志民有的不只是无奈。
“黑包工头子刘洪义”首先被批。随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卢志民被隔离审查。“我被关押了108天。不干的整干的、乘凉的整流汗的。”卢志民说，有一段时间真想过跳河。就在卢志民最困难的时候，看管他的民兵温宝友不仅对他没有敌意，在生活上还很照顾他。从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1976年为了留住那段青春的记忆，两人照了卢志民办公室那张珍贵的照片。如今温宝友已是红嘴集团下属拥有数亿资产的红嘴水泥有限公司的老总。
108天的关押没有“驯服”卢志民。致富，这是一个农民最现实也最纯朴的冲动。
民意最大。1977年9月，卢志民再次被选为红嘴二队队长。他一上来就派人铲掉300亩大寨田。实行农田管理包干到户，春种秋收仍由生产队统一组织，夏锄和护青承包给各家各户，队里检查质量，有奖有惩。“黑包工子头”刘洪义则重操旧业，组织副业队进城赚钱。
卢志民又办起了铁匠炉，挂马掌，修车轴。有时也打镰刀，蘸锄板。“一座小洪炉，一个做饭用的风箱，当时一进屯，就能听见叮叮当当地打铁声，充满生气啊。”村民周成说。多年后，红嘴人还是对那个小铁匠炉念念不忘，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难以释怀。
1978年底，红嘴二队年终分红。也许
这是自从红嘴山上菩萨法相显现那年，红嘴人获得大丰收之后，人们最高兴的一次。全年产值17万元，人均收入由前一年的36元，猛增到180元。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是农民朴实的哲学。流散在外的人回来了，耍钱弄鬼的收敛了。扑面而来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让红嘴人最终按捺不住，冲在农村改革大潮的最前面。
夹缝起步
红嘴人勤劳、坚韧，无所畏惧地追求致富梦想，但每一步都与国家大环境息息相关，每一步都深深地印着时代的痕迹。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红嘴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全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走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卢志民，本来就“不安分”的小生产队长，这下子可是如鱼得水了。
“也许是受东北老工业基地氛围的熏陶，或者是受小铁匠炉的启发，卢志民当时就是要搞工业。”刘洪义回忆说，“可是一个小生产队办工业，相信绝大多数地方的人都会认为太不靠谱了。但卢志民敢想，敢带头，我们就敢干。最后我们决定办翻砂铸造厂。”
当时需要一台鼓风机，他们在制锹厂的废料堆里发现了一台报废的苏式鼓风机，但修修还能用。需要一台电机，就把屯子里磨米碾子上的电机卸下来，白天用来翻砂，晚上用来磨米。需要一座冲天炉，就动员家家户户献铁，各家把屋里院里墙角旮旯能找到的铁板铁块凑到一起，硬是焊成了一座冲天炉。仅两个多月，这群“泥腿子”就一点一滴地建起一座翻砂厂。
就这样，红嘴子有史以来第一批亦农亦工的新型农民，向工业文明迈出了艰难而决定性的一步。
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一些旧思想的束缚，还存在着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思想，对社队企业在流通、交换、价格等方面还有不少硬性的限制。在他们看来，一个小生产队搞工厂，这不是乱套了吗？于是有关公社领导放出风来，要扒掉红嘴子二队的翻砂厂。
刘洪义说，当时我们都穷红了眼，穷怕了，几年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哪还管谁是谁。结果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折腾了半天，最后保住了这致富的一线希望。
时代的大背景和红嘴人的努力，成就了红嘴子的小翻砂厂。1979年，翻砂厂盈利7.2万元。刘洪义所带的包工队一年赚回5万元。农业生产挣了13万元。1979年全年产值25.2万元。人均收入增至290元。
红嘴人发现，这一年，从事农业的人均创造价值1300元，而从事工业的人均创造4000元。当时红嘴子实行的还是工分制，结果翻砂厂人满为患，谁也不想休息。这种喜人形势怎能让卢志民这个“野心家”满足于小小的翻砂厂。
当时，大规模基本建设在全国展开。红嘴人一下抓住了这个市场机会。“我们做了个市场调查，当时仅本市建筑市场一年就需要红砖上亿块，而四平地区红砖年产才5000万块。”卢志民说，当时要买砖，尤其是好砖，都得走后门，拉关系。因此我们决定建砖厂。
“我们当时是，无资金、无技术、无设备、无人手。乡镇企业比不上国有企业，要什么有什么。中国农民缔造了乡镇企业，但它是在计划经济下的市场夹缝中诞生的，乡镇企业所取得的成绩几乎都是在设备简陋、技术陈旧、资金匮乏、原材料短缺、人员素质低下以及产供销主要靠市场调节的困难条件下实现的。”卢志民对乡镇企业起步的艰苦感慨颇深。
卢志民从全队共筹集了5万元，又跑到农业银行，以自己和刘洪义、卢宪臣的房子作抵押，贷款8万元。
在技术方面，则有贵人相助，此人便是为红嘴子早期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王振民。记者在王老四室一厅的房子里见到了他，已年过九旬的老人家谈起当年的场景，依然精神矍铄。“当时我是公社农机厂的钳工。我会铸造，还能识图、绘图。”王振民回忆说，“这帮小伙子敢想敢干，我当时就答应辅佐他们。”
王振民虽然技术熟练，但从没接触过砖厂的技术设备。所以他们决定先考察一家国营大厂，可没想到几个大老爷们被人家一顿损，差点窝囊死。在厂长办公室，人家连头都没抬，几个大老爷们尴尬得坐也不是，戳那也不是。最后人家说了一句，“爷们，你们敢想敢干，我得向你们学习，可什么都不懂，你们干啥来了，听我一句，回去吧，能干点啥干点啥。”几个血性的年轻人恨不得揍他一顿。
但王振民比较冷静，仔仔细细地看了生产线。在返回的途中他的一句话让大家泯灭的希望再一次点燃，“制砖机咱们可以自造”。卢志民说，就冲这个，挨顿损也太值了。
就是这么一群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庄稼人，加上几位“土专家”，硬是在缺资金、少设备的情况下，只用40天时间，就把一座规模宏大的砖厂矗立在红嘴山上，这是当时整个四平地区头排大窑。
3年后，红嘴砖厂再建20门，一座38门大轮窑在红嘴山落成，年产红砖3000万块，产值150万元，成为吉林省社队企业中最大的砖厂。
在自造制砖机的工程中，他们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1981年，红嘴砖机厂开始成批生产制砖机。卢志民说，“乡镇企业产品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实行自产自销，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因此推销就成了企业成败的关键，我们认识到产品适销对路必须及时掌握市场信息，适时作出决策，及时反馈，必须产品质优、安全、价廉、讲信誉，而且服务要好。”这种强烈的市场意识在80年代初期可是并不多见。
他们承诺，谁买红嘴制砖机，保修三年，来有接站车，坏了有修理车，随时登门服务。当年，仅此一项就收入121万元，为全队人均收入破千元起到决定性作用。1983年，红嘴子生产队工农总产值达到240万。
一个生产小队，工农产值240万，上级如何领导？1984年，四平市委到红嘴二队调研，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已经阻碍了红嘴农工商的发展，同意成立工农商联合公司。1984年5月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正式成立，下设农田作业队、蔬菜作业队、砖厂、砖机厂、运输队、商业服务公司等生产单位，形成了农工副多业发展的格局。这是吉林省第一家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民经济联合体。
在同一年，红嘴子实行了和城市机关干部、工人一样的月工资制。到1986年，红嘴子农工副业总产值1200万元，人均约6000元，而国家确定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标准是5000-6000元。红嘴子二队提前14年完成。
“在原材料成本悬殊、机会并不均等的竞争条件下，当时有人将中国农民所付出的努力概括为‘四千四万’，即用千方百计、费千言万语、历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我们的体会太深了。”卢志民回忆当年创业那段历史真是一言难尽，但难能可贵的是，乡镇企业是萌发于计划下市场经济的土壤，磨合着市场经济规律而发展的。它必将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游刃有余。
持续攀升
花园式工厂，这是红嘴集团的支柱企业金士百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走进厂区，看不到泥土，除了高大的厂房、现代化的办公楼、整洁的路面，就是碧绿的草坪、盛开的鲜花。步入生产车间，一整套年产80万吨、销售收入达20亿元、世界领先的庞大生产线让人震撼。工厂是如此的现代化，但董事长卢宪臣却是地地道道红嘴农民出身。第一眼，卢宪臣给人的印象还是农民式的憨厚、朴实，但谈吐间流露的却是企业家的睿智和敏感。
“红嘴人就是在大胆的工业实践中造就了他们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决断力。在创业那个年代，有了先人一步的市场思维，红嘴事业必定飞速前进。”卢宪臣一语道出红嘴工业扩张的独到之处。这也正是金士百诞生的原因。
1983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讲话中赞扬了江苏省总结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三句话。这次会议为后来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铺了一块奠基石。1984年3月，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1985年9月中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此时，乡镇企业发展进入黄金期。
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红嘴开始步入农村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红嘴人先人一步创建了啤酒厂。
“和卢志民干事，或许会干偏了，但绝不会干蔫了。”卢宪臣说。
“啤酒怎么干？我们都没见过，就知道能赚钱。模仿国营厂，这几乎是所有乡镇企业办工业的模式。”卢宪臣向记者讲述了25年前那段被传为佳话的假调研员的故事。
考察啤酒厂，怕人家不接待，卢志民、卢宪臣等人便以四平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的身份，以考察粮食深加工的名义，请研究室副主任贾绍忱带队，前往佳木斯啤酒厂进行调查研究。对方接待的也是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叫王闯。王闯热情周到，带他们参观佳木斯啤酒厂。红嘴这帮人看得非常仔细，从原材料选用到设备型号，安装调试，从工艺流程到化验，产品出厂销售，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为了感谢厂方的热情，卢志民提议以考察组的名义请厂领导吃饭，厂总工程师也同时赴宴。席间，厂长十分高兴，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当厂长说到大家喝的啤酒就是席间的总工程师研制的，兴奋不已的卢志民脱口而出说，如果建啤酒厂，一定请总工程师帮忙，这时厂长有些诧异。趁厂长有事出去时，卢志民马上和盘托出，想用丰厚的待遇聘请总工到红嘴办厂。但还没来得及深谈，总工就被回来的厂长支走了，再也没露面。
第二天一大早，王闯就来到宾馆，他一进门就边笑边说，“别装了，哥几个。”他指着卢志民说，你不就是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嘛，卢志民一下愣住了。王闯说，我昨天看过《望》杂志，第39期刊登的农民企业家不就是你吗？他又指着贾主任说，好啊，你这个假（贾）主任领着三个假调研员，到佳木斯搞假调研。大家哄堂大笑。调研员是假，但取回的经是真。卢志民他们通过“假调研”，全面掌握了兴办啤酒企业的路径。
“办厂有谱了，但一操作就傻了。当时，我们办厂一共需要盖政府的38个章。我跑了两个月，只盖了8个章。”卢宪臣说，卢志民一气之下撕了审批表。我们等不及了，市场不等人，你失去了机会，就失去了未来。1985年5月，红嘴啤酒厂作为一个“黑孩”破土动工，但不久就被宣布是“非法项目”，勒令停工。一夜之间，建筑公司撤了，只有光秃秃的楼茬子立在那。卢志民笑着说，“那回我可知道谁大谁小了。”
最后在时任四平市委书记可沐云的全力支持下，工程这才得以继续。仅用8个月，红嘴人就建成年产2万吨的大型啤酒厂。
没有高速度，就会失去市场机会。为了抢速度、争市场，红嘴人敢于冒风险、顶压力。卢志民向记者展示了一组创业初期的数据，1980年红嘴人建成18门轮窑砖厂和制砖机厂，前后仅用40天；1984年6月建成轧钢厂和轧钢机制造厂，仅用90天；1985年5月年产2万吨啤酒厂建成，只用8个月。
这就是一群“泥腿子”在泥土上创造的工业速度。
1985年12月31日，凭借红嘴人的坚韧、求实的态度，终于酿出了自己的啤酒，成为吉林省第一家乡镇啤酒厂，也是全国乡镇企业中最大的啤酒厂。
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高狄亲自到红嘴农工商联合公司调研，他指出，红嘴的实践说明，发展商品生产，兴办乡镇企业，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有效途径，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没有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就不会有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此认识得早就主动，认识得晚就被动。红嘴人从贫困中较早地悟出了这个道理。
红嘴人同样靠自学自建的方式，自行设计制造出了“红嘴牌”轧钢机。1984年6月决定建厂，8月便正式投产。投产仅四个半月就轧制钢材300多吨，还清贷款，还盈利15万元。此后，红钢进行多次技术改造和升级，成为中小型钢铁企业的佼佼者。就这样，红嘴集团未来的两大支柱企业建成，奠定了后来工业扩张的基础。
到1991年，卢志民当上生产队长20年后，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6年后，红嘴实现产值1.15亿元，利税2600万元，成为全国第一个产值超亿元的生产小队，农业部和国家计委根据1990年度统计资料，确定红嘴为“全国第一村民小组”，“神州第一屯”由此得名。 铸造未来
在红嘴集团的陈列室里，记者发现有四张奖状被挂在了最突出的位置，这就是红嘴曾荣获的“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五四红旗团委”、“全国基层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卢志民说：“之所以把这四幅奖状凸显出来，是想提醒每一位红嘴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不仅仅要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要大放异彩。不能让人家笑话说，红嘴人生活富了，行为和意识上还是个穷人。这是红嘴子持续发展的根基。”
“红嘴集团本来就是一群泥腿子办的，初中毕业算不错的了，我们敢想敢干，但要想有大发展，必须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尊重人才。”卢志民说，从创业初期，红嘴就开始进行大规模教育投资，实施把传统农民改造成现代产业工人的跨世纪育人工程。特别从“九五”开始，每年拿出500多万元用于员工的素质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卢志民向记者展示了一份2009年红嘴员工教育培训计划书，他说，每年，我们都会有专门的部门根据员工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计划，包括培训人数、培训渠道、培训内容等，主要采取出去学、请进来教、实践中练等方式。2008年，红嘴集团为全面提高员工科学文化素质，还专门创办了红嘴职业技术学校。
红嘴集团把培养农民企业家队伍当做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一直全力创造农村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条件，精心打造农民成才的平台，大胆启用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经营管理骨干。在红嘴集团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决策层中，有一半是本地人。这支在红嘴土地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队伍，已经成为红嘴事业发展的中间力量。
红嘴人一直坚信，“富了钱袋富脑袋，要富脑袋抓后代”，红嘴要有未来，得靠他们。老一辈人是饱尝穷苦岁月读书的艰辛的，现在有条件了，应该让孩子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现在，村民子女都是免费入托入学，选择四平市内最好的学校，学生有专车接送，红嘴每年还会拿出大笔的奖金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
曾经，红嘴子赌博成风是远近出了名的。不分男女老少，不论远近亲疏，都同炕落座，同桌共赌。“当年我们这有个人叫杨富，虎背熊腰，满身是劲，就是耍钱，最后媳妇跑了，把自己的老娘抵两斗小米输了。这可是真事。”仲雅芬老人说得很认真。而如今，红嘴人早已不再讲“吃穿住”的问题，也没人再提赌博。让记者感到很新鲜的是，每次吃饭的一桌人，无不是大谈特谈如何养生，如何防治糖尿病等富贵病。在记者采访期间，正好赶上红嘴第十七届篮球赛。可别小看这个内部的比赛，非常正规。组委会的人员告诉记者，集团下属公司都会派出代表队，由于参赛的队太多，水平参差不齐，为公平起见，比赛分为A、B两个级别，分别进行循环赛，每年都会有降级和晋级的，所以大家都较着劲呢。“我们很多队都会请专业教练的，平时也会训练。”组委会的人说，大家不但锻炼了身体，也愉悦了心情。
在这里，世代为农的庄稼汉，成了有理想、有文化、有技能和勇于创新的新型农民群体，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产业工人、企业管理者和城市市民的历史转变。
无论是回顾共和国6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还是展望未来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回避不了乡镇企业———这个带有强烈历史感、沧桑感，又有些乡土感，但更具有时代意义的名字。
面对乡镇企业在新形势下，经营机制、管理体制、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不完善，以及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重复建设、粗放经营等问题的质问，红嘴子用30年的发展历程和强劲的发展势头，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它符合亿万农民的意愿，它直接关系农民的利益，所以它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乡镇企业的可持续之路，成为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为破解“三农”问题，探索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之路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