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老东家《北方周末》的约请，在新年特刊上发了这篇稿子，写的是我的冤家和校友万洪。2015年底，他在班加罗尔创建消费贷企业KrazyBee，如今已生长为行业翘楚。这不只仅是他的故事，也是一个共同体的故事，更有一个时代的影子。这篇2000字的稿子，其实也是对我2017年的交代。祝愿冤家们。

来源 | 剑龙出印度记

作者 | 胡剑龙 

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纽约代表两种不同的喧嚣。

2017年12月21日，接通万洪微信时，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Barton广场，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我被一个宏大的噪声气旋围住。

这一天，他在纽约，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消费出的财富喧嚣。在趣店、和信贷、拍拍贷、信而富、融360之后，分期乐母公司乐信行将上市。“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感受下。”

班加罗尔华人创业者在预备年终派对

除了“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私底下，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相处时，他并不粉饰本人的目的——把印度版分期乐KrazyBee送到纳斯达克。

KrazyBee的呈现，预示着中国全球化路途上的新景观。如今，中国输入的，不只仅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还有新的互联网商业形式。

“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讨院五年后，2015年底，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两个月后，他决议离任，回到班加罗尔。

张鹏曾在康佳印度任务五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开嘴笑”。他说，每次回深圳，这里的次序感都让他很酣畅，但在印度却是朴素品。而奉调回国，对在海内打拼的华为员工，异样意味着侥幸。

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即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Hosur路贯城而过，两侧都是些著名世界的企业。但是，在早顶峰，10公里的路程，经常需求消耗两小时。

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华为印度研讨院曾在这里办公。

“事先就在研讨分期乐，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形式在印度有没有能够性。”万洪说。

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揣摩时，结识了楼下的邻居，一位分期乐的员工。他把万洪引见给分期乐的高管。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KrazyBee，其种子资金就来自分期乐。

“为什么他们会投你？”

“其实，我们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曾经有人开干了。我们晚了四五个月。”

还好，万洪赶上了印度互联网金融的风口。2015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如今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比方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等，都在2015年成立。

华为基因

KrazyBee的初心，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讨所任务时蒙受的“波折”。

那时，他担任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很快他就认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目前，印度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购置力十分无限，大局部印度先生的月收入，少于5000卢比（约合500人民币），这意味着，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干买部手机。

万洪到印度银行，讯问能否给先生提供消费存款，银行反问他，“你怎样能置信先生呢？”

在印度大学蒙受的“波折”，也并非没有报答。首先，他对印度大先生的“痛点”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树立了弱小的资源网络。在成立近两年后，Krazybee的员工数已过百人，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散布于全印的兼职先生。

而位于班加罗尔西南部whitefield区的华为研讨所，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2005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开创人雷军。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照顾有加，KrazyBee最近一轮的800万美金融资，悉数来自小米。

印度土豪送给笔者的一盆腌辣椒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任务。2010年，他被派到印度研讨院。在华为零碎，印度研讨院享有盛名。在海内，除印度外，华为还在墨西哥、罗马尼亚设立研讨院。其中，印度研讨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员工，规模最大。万洪在这里任务了6年。

他的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在我们这里，他也挺有特性的，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推着印度人往前。“

华为印度研讨院的中国员工一百多人，篮球场、KTV、中国食堂等，一应俱全。加上所在的whitefield区间隔市中心较远，大局部华为工程师与外地社会接触甚少。

万洪是这些“理工男”里的另类。“由于我英语比拟好，常常有印度企业或许什么官员来观赏，都是我去接待。”他由此接触到少量印度人。

而华为作为最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积聚的全球化管理经历，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者。

万洪感慨，“印度研讨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两千多名员工，大局部工夫，都在全球各地给客户提供技术效劳。”

Chinda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万洪和其CEO印度人Madhusudan的Chinda组合，着实让人“眼红”。

Madhusudan和万洪同事六年，单方的家庭成员，他们都很熟习。大局部中国创业者，来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谱”的印度管理者，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妨碍。

“一天两次喝茶的工夫，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个小时，你说怎样搞？”

“不让喝茶，有的员工就不干了。”

“常常请假。刚有人说家里结婚，请假一个星期。还没下班几天，又说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请十几天。”

印度员工的“奇葩”表现，成为中国创业者聚会时的谈资。

“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他反问，“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最重要的经历。

“中国人的作用，就是制定方案和战略，并和印度合伙人达成分歧，然后，让他去执行。”

显然，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临时相处的经历。“印度人和中国人，某种水平很类似的。改动生活的愿望也很激烈。”他解释。

他察看到，“尤其是社会位置比拟低的人，他们以前由于种姓低，社会阶级固化，没无机会。过来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开展，印度很多低种姓人得以改动命运。”

这让万洪置信，印度受目的驱使，是能够的。

在印度，KrazyBee的Chinda形式成为中国创业者效仿的对象。而在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发掘互联网出海的中国创业者们，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及全球，包括美国、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者在此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