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看孩子”——一个永恒的社会话题。

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到80年代末，很多孩子是在国营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托儿所长大。

而随着市场经济制度逐步确立，托儿所在城市中逐渐消失，幼托产业亦随之经历了漫长的三不管时期。

若干年后，峰回路转 ，有人说幼托的复兴时代已经到来。

在国际合作方面，佳一教育近日以数百万英镑收购总部位于德文郡的幼教集团Bambinos；英国早教集团Busy Bees与中国东方剑桥教育集团计划在中国各地开设20家托儿所；总部位于英国卡莱尔的Stone Eden Nursery在广州开设了第一家国际特许经营托儿所。

在国内，袋鼠麻麻上周宣布完成千万元A轮融资，“优儿学堂”、“MoreCare”、“凯瑞宝贝”也曾发布获得资本青睐的消息，即将在港股上市的宝宝树已发布进军早教中心的战略规划，新通教育也在快速布局幼儿托育品牌“初本幼园”。

此外，随着北京、南京、上海先后发布的指导意见与暂行办法，也从政策层面为幼托市场的快速崛起保驾护航。

当“幼有所育”几经周折终于开始流至教育产业的手中，此时的市场早已如火如荼、地覆天翻。

世纪难题：谁来带孩子？

去年冬至，Lin辞去了外企的工作。离开时她发了条朋友圈：“休息两年，在家陪陪孩子。”

前天晚上给孩子读完绘本，她找闺蜜自嘲：“我25岁在北大读完研究生，31岁在行业站稳了脚，现在却选择回家带孩子。”

她的无奈，并非个例。

很多妈妈正夹在自己带/祖辈带/保姆带/机构托育的一系列选择中。平行对比，也各有利弊：

由祖辈看护节省成本且家长放心，但容易出现溺爱孩子以及教育理念陈旧的问题；

由保姆看护可保证家中其他人的工作或休息时间，但成本较高且存在安全隐患；

由妈妈看护可能更适合孩子成长，但影响妈妈事业；

由幼托机构看护专业性更强但目前优质资源较少。

这些选择的纠结之处，正是随着80、90后家长崛起所生衍而出的托育市场新刚需。

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介绍，目前市场上的幼托模式、水平参差不齐、且各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短板。

私人幼托班： 这类小机构普遍布局在居民楼内，虽然满足了接送距离问题，但专业度、服务标准、安全系数以及教研体系都十分欠缺。

幼儿园托班： 幼儿园的管理体系相对成熟，但招生月龄普遍限制在2周岁之后，且由于儿童年龄不同，也就存在教学、日常服务的脱轨现象。

附属于早教中心的托班： 服务对象一般是早教中心已有的客户，因为之前的服务基础，客户和机构之间的沟通一般比较顺畅，基本能满足到客户的需求。但在场地设置和服务的细节来看，无法在专业上做到精准细分。

专门只做托班的机构： 即托育机构，将早教内容融合到日常托育中，但行业仍处于早期摸索阶段，标准化相对缺乏。

可见，近十年伴随着政策、资本、以及行业自身的业务调整，各种形态的大小机构都在默默耕耘自己的绝对“壁垒”。

“老前辈”纷纷发力幼托：革命还是改良？

2016年亿翔控股以1.275亿美元收购金宝贝，今年三垒机器宣布拟以33亿元收购美吉姆100%股权。

“现在的早教市场，真的不好做。”张洪伟感慨。

随着两家老牌早教公司相继被收购，早教市场现阶段的困境也随之凸显：

消课制模式为机构带来了不稳定资金状态；学习结果量化难导致学员流失；互联网发展迅速，优质资源共享壁垒被打破，线上早教爆发并开始抢食线下市场；房租、教具、人力成本逐年增长……

一系列问题的叠加，成为许多早教机构最终选择放弃的原因。 面对这些问题，几乎与美吉姆在同一时间开始在国内市场运作早教服务的凯瑞宝贝目前仍在前行，且已于今年2月完成2200万元融资。

2007年，凯瑞宝贝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早教中心，12年过去，凯瑞现在上海设有68家连锁园区，在全国设有直营校区9家，加盟校区91家，累计服务7万个年轻家庭。

在早教业务方面，凯瑞宝贝目前主要提供6个月及以上幼儿早教课程，0-36个月婴儿游泳及抚触服务，0-6岁婴幼儿感觉统合训练，以及18-48个月儿童的日托服务。

虽然以早教业务起家，但凯瑞宝贝联合创始人、总经理庄俊分析，早教市场直到目前仍很难说是年轻家庭的刚需，对比来看，婴童托育则在民生现状中的刚需性更加突出。

随着市场对幼托需求量和市场价格将不断上升，幼托已成为凯瑞宝贝的核心业务，其业务收入占比超过一半，利润贡献率最高。除基本业务外，凯瑞宝贝还专门成立了幼托子品牌“辛格儿”，为企业及社区提供定制化托管服务。

庄俊分析，企业托班模式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如Bright Horizons为雇主企业向其员工客户提供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服务幼教行业巨头，该公司拥有1035个幼教中心，每年服务儿童人数达11.5万，覆盖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而国内目前提供类似服务企业较少，庄俊认为这个赛道仍存在很大机会。藉由这种模式，凯瑞宝贝也在逐步开拓企业托班业务，官方透露其已与部分世界五百强企业开展企业托班的定制化合作。

“企业托班模式的优势在于客户及学员较为稳定，整体有利于优化公司收入水平。” 庄俊预判，国内早教中心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可能逐步融入幼托内容，成为包含托育功能的综合性早教机构。”

从凯瑞宝贝对上海业务统计的数据来看，多数双职工家庭都在寻求高质量的幼托服务，这也就意味着短期内一线城市都将拥有类似需求且随着资本的加入将快速进入爆发期。

已经较早抓住红利期的凯瑞宝贝，为自己定下了2018年目标：全国连锁园区将达到130家，上海联合运营园区将达到30家，企业托班和社区托班将各达到10家。

在稳步向前的同时，凯瑞宝贝也发现，这个行业早已不是十年前那么安静，入局者已变得越来越多。

而“年轻力量”的加入，正为这个行业带来新的挑战。

新的入局者，正加速奔跑

2017年10月，面向0-3岁婴童的教育综合平台MoreCare茂楷在济南举办秋季入学式，第一批宝宝进入园区，最小的宝宝才刚4个月。

“我们最近来了一对儿龙凤胎，刚两个半月。”

MoreCare茂楷首席营销官郑启煌解读，基于对早教中心与托育市场的分析，茂楷在创业初就直接将全日托定为公司主要产品形态，主要面向一、二线城市高端家庭，提供托育服务。同时，在对市场现存问题的整理分析后，茂楷将业务重点之一直接放在教师团队的自我孵化及培训中，目前其已在济南成立师训中心，可一次性培养100余位教师，陆续向各城市分校输出。

近日茂楷已经完成了2018年首批教师培训计划，共培训教师200余人并分配至8家分校中。郑启煌也透露，茂楷接下来会将师训中心继续扩展至4000平米，以满足更多师训需求，在为自身园区孵化教师的同时，建立校企合作，实现定向培养。

结果量化方面，茂楷结合大数据与学情分析， 结合每个时间段儿童的身体、能力、社交、规则等维度生成教育报告，帮助家长了解儿童的日常情况。

不到一年的时间，茂楷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和济南建立园区，并与企业合作建立了两家合作园区，现共有幼师300余人。郑启煌透露未来他们还将快速在天津、杭州、成都等城市建立新园区。

“这个赛道注定会成为红海的市场，我们需要在它真正爆发前抢到一席之地。”

当然，新入局者绝非寥寥。

在学而思爱智康工作几近10年的徐俊最近也在与合伙人筹备着他们的第一家幼托机构“61school儿童学院”。从离开学而思到现在一年的时间里，他称自己一直在不断试错。“最近在弄线上的流量产品，比如好习惯主题漫画、阅读习惯盒子等等，为接下来正在做的实体中心做导流准备。”

“我们的主创团队和托育中心合伙人都是高学历的妈妈用户，他们更善于抓住新生代父母的焦虑与核心关注点。”

同样是关注妈妈群体，由携程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大鱼自助游创始人姚娜共同创办的社区共享育儿平台“摩尔妈妈”已进入内测阶段。其“社区共享”是指家长通过平台，共享育儿时间、经验、场所，互助教育孩子、看护孩子，共同降低育儿成本。

梁建章曾表示，共享育儿可以让中国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愿意做全职妈妈的，可以藉由共享育儿平台，在养育自己孩子的同时增加收入、在家创业，实现自我价值；愿意做职场妈妈的，通过共享育儿平台让自己上班时孩子也有其他优秀的“妈妈”照顾。

显然，每个新入局的选手都在原有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搭建着自己的壁垒，他们注定可以踩着资源积累与产业现行模式的优势，更快速地选择自己所需。

但无论是谁，都还无法剧透这场新刚需市场的结局。

毕竟，这个赛道仍有旧疾。

携程事件后，政策释放新希望

有人说，携程亲子园与红黄蓝事件后，国内低龄产业进入了史上最灰暗的时期。

“那天开始，不断地有家长给我打电话，她们说必须打开监控，要每时每刻都能看到孩子的状态。”

一位民办幼儿园园长回忆：“但是打开了他们又要求进入幼儿园彻底检查有没有监控死角，甚至提出每天每个班要有一名家长来轮值监督。”

携程风波一夜袭来，随之而凸现的是整个行业始终存在的问题。

其一、缺乏标准化。 此前国内从幼儿园到义务教育阶段均配有教学大纲及管理细则，但0-3岁教育产业没有教育教学标准，故没有适合的幼托课程和教研支撑教师解决日常问题。

其二、教学理念误读。 “0-3岁的儿童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是非常不同的，0-3岁宝宝的专注力比较短，很难做到在规定的时间吃饭、睡觉、做游戏。”庄俊解读。“所以市面上大多机构若按照幼儿园的运营思路去管理0-3岁儿童，以整齐划一为纲，忽略甚至刻意调整孩子的作息，往往会忽略掉孩子的正常情绪。”

其三、师资严重不足。 目前国内幼师主要来自师专和师大，其学前教育专业主要面向幼儿园教师方向，较少涉及到0-3岁儿童，庄俊分析这部分毕业生本身就缺口较大，加上幼儿教育理念较弱，直接对口的学生就显得更少。

“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教师的情绪管理问题，因为幼师要几个小时全程关注孩子，工作强度大、自身压力大，作为教师自身也的确容易出现内心不稳定的情况。”郑启煌分析。

其四、监管问题。 由于整个行业缺乏标准化机制，使得园区的监管包含如软硬件设施及教职工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漏洞。

其五、政策问题。 早在2014年北京、上海等城市就已出台托管教育的指导意见和管理方法，但主要停留在“资质审批”阶段。

彼时李克强总理也曾专门提出“资质审批”监管机制的缺陷与问题。而随着携程事件的发酵，也帮助这个产业博得了政府层面的深度关注。

携程事件发酵一周内，北京市教委联合六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北京管理要求》”）。

《北京管理要求》首次从设施设备安全（包含园舍、常规设施），人员条件和安全管理要求方面对办园点提出了规划与要求。

今年三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在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里，李克强总理专门提到： “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

一个月后，上海出台《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无论是北京对学前教育的及时反应还是上海的多项并举，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积极信号：

其一、从上至下多部门、跨部门合作，联手大力管控市场；

其二、鼓励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其三、依据机构性质不同，将有不同的市场定价及补贴政策；

其四、幼托从业人员资质将层层把关；

其五、机构监控全面覆盖，影像资料需完整、长期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政策能够快速出台，证明北京上海这类超一线城市的幼托市场已开始进入爆发阶段。 而放眼全国，由于新生儿童数量上涨、教育理念变化、托与机构转型与市场拓展以及资本助推等多股力量的共同发力，“幼有所育”的刚需市场已在多个城市扎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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