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第一家跨国药企在华树立研发中心。 随后风起，这种在医药研发链条上的关键机构，从位置卑微渐而无足轻重。
20年后，业态转型，入华潮演化成为裁撤风。 这类机构在华的20年，也见证了中国乃至全球医药研发的沉浮。
药企研发形式曾经完全转变：从外部包揽一切转向经过外包协作等方式与内部共同研发。
2017年10月31日，全球知名药企诺和诺德初级副总裁兼全球研发部担任人柯宙思风尘仆仆从丹麦飞到北京中关村生命迷信园区，参与公司中国研发中心的二十周年庆典。复杂的白色横幅、一张大合影，定格了这一特殊时辰。
五年前，2012年9月，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中国迷信院副院长张亚对等为这一研发中心开幕剪彩。 “积极鼓舞各类跨国制药企业和相关研讨机构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并将研发效果完成本地转化。” 彼时，陈竺在开幕式上指出。
现实上，二十年前，1997年5月，诺和诺德就已在北京树立了研讨开展中心，这是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生物技术根底研发中心，也在一定意义上翻开了中国新药研发的大门。很快，2000年当前，随着跨国公司的入华潮，礼来、罗氏、强生等大型药企的研发中心相继落户中国，它们起崎岖伏、几经曲折，也见证了中国医药研发的变迁。
但是，2017年伊始，不少跨国研发中心不时传来撤销的音讯。 这一医药研发链条上的关键机构，进入业态转型的十字路口。
“没有研，只要发”
最开端树立研发中心是一种“刚需”，次要支持公司的商业扩展。
药物研发分为临床研讨和临床开发，前者包括确定医治和靶点、挑选化合物、临床前药理毒理研讨等，然后者次要为临床实验（分为I期、II期、III期）。 普通来说，出口药想要进入中国必需有中国人的临床实验数据，因而，外企的中国研发中心次要义务便是做配套开发，如临床实验、新药申报等。
2005年，世界最大制药企业辉瑞（Pfizer）在上海成立中国研发中心，2010年成立武汉研发中心，合计上千人。2007年，葛兰素史克（gsk）在上海张江成立中国研发中心，其重点研讨范畴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各种疼痛疾病，这也是独一一家将其中心疾病范畴的完好研发产业链设置在中国的跨国药企。在其前后，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都在张江树立了研发中心。
但一开端，这些中心处境并不太好。 大少数只做一些本地化的开发任务，触及根底研讨和中心技术不多，有的研发中心甚至仅限于外部技术转移，但外企还有一个担忧：转移到中国的知识产权无法失掉很好维护。而中国外乡也对这些研讨和实验无可置疑，甚至有传言，“东方涌向中国做临床实验，是拿中国人做小白鼠”。
业内人士回想， 那时分，中国研发中心在各大跨国药企总部简直没有话语权，由于“中国的临床实验周期长、请求新药上市工夫慢，贵了又用不起” 。于是，隔几年，一些在中国销量不佳的药物便会加入中国市场。
“其实只是将曾经在国外上市的药到国际再验证一遍。” 有医药圈的人笑称，这样的研发中心， “没有研（科研），只要发（市场开发）”。
“IN CHINA，FOR CHINA”
不过，在漫长的磨合中，跨国企业和中国外乡的医院、迷信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结成了“相爱相杀”的感情。 少量海归和国外顶尖医药专家离开中国，在应用和培育中国市场的同时，一方面将国外临床实验的先进技术办法带到国际，另一方面培育了一批临床实验医生。 他们也史无前例地发现了中国在临床实验上的共同优势。
“ 中国、印度是目前美国以外展开临床实验最具吸引力的理想国度。 ”某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总裁总结了中国的 四大吸引要素 ： 第一，病人数目众多，疾病谱广； 第二，中国展开临床实验，通常比东方要求的病例数少、实验周期短； 第三，本钱较欧美国度昂贵；第四，临床实验基地放开，政策鼓舞。
业内人士比照过， 制药公司在中国领取的科研费用只相当于兴旺地域的1/4或1/5，临床实验费用要比在欧美国度低30%左右。 中国少量的患者样本也会让临床实验中样本采集十分便捷，并且统计数据完善。
作为新兴的临床实验市场，中国增长速度十分快。据统计，2005年，在中国停止的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数目只要一百来个，而到了2012年，这一数据翻了三倍，近六百个。
从寂寂无名到风景有限，用了不到十年。 在这时期，外企纷繁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人员越来越多，厂房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越来越以生物医药这类高创新的产业来提速。
2014年，罗氏宣布为中国研发中心投资1.36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8.63亿元）在上海建造全新的研发中心，以加大抗感染性疾病药物的研发。到了2016年，诺华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研发新园区。据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晔对外引见，目前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已有8家在张江树立研发中心。
大局部研发中心在树立之初都会自称是“IN CHINA，FOR CHINA”，意思是更好地针对中国人特有的疾病而研发药物。 但现实上，特别为中国的研发并不多。如：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次要针对全球一至四期的临床实验的研讨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剖析和研讨报告的预备任务；罗氏中国研发中心次要努力于药物化学范畴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的研讨；诺华研发中心则专注于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癌症的研讨。
不过，随着工夫推移，一些中国研发中心和外乡学者的协作日益严密，一些积极的效果呈现，让中国研发中心在全球总部的位置扶摇直上。
赛诺菲的中国研发团队曾做过一个以中国人群作为次要实验对象的大型临床研讨，初次证明含有乐沙定（注射用奥沙利铂）的FOLFOX化疗新方案使早期肝癌患者死亡风险降低20%，复发转移风险降低38%，肿瘤客观缓解率进步到8.2%。这一结论促使乐沙定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的肝癌零碎化疗药物，并于2013年在中国上市。“中国是肝癌大国，这一医治方案更合适亚洲和我国的肝癌病人。”牵头这一临床实验的中国人民束缚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全军肿瘤中心主任秦叔逵教授说。
一些药物还因中国的研讨“妙手回春”。
2003年，阿斯利康公司一款针对EGFR渐变靶点的肺癌药物易瑞沙在美国上市，两年后却从市场撤回，缘由是对照实验研讨标明，肺癌患者吃昂贵的靶向药物与吃面粉是异样的效果，该药就此被打入“冷宫”。但事先肺癌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团队发现，易瑞沙在东亚人群中的效果要远好于欧美人群。
尔后，更进一步的实验标明，易瑞沙对西方人种（亚洲人为主）、女性且非吸烟者分明起效。这是由于东方人群仅有10%的肺癌患者存在EGFR渐变，但亚洲患者中，渐变几率到达了30%，而在非吸烟的女性患者中，这个几率能够有70%。这一系列数据也最终援救了易瑞沙和千万东亚病人。该药于2006年在中国上市，2015年重新在美国上市。这些成功的案例都让外企在产出乏力的新药时代重新看到了希望——到中国去。
中国曾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 政府简化了新药注册流程，开放了临床实验基地，强化了专利维护，添加了准入和价钱利好；风投对新药研发绝后热情，中国研发可以取得不亚于欧美的投入；少量海内做新药研发的高端人才纷繁回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研发机构归入其全球研发体系并开展成全球研发中心。很多人都预期，外资药企还将沿着这条完满的增长曲线一路向上冲去。
外企中国研发中心裁撤风的面前，是其研发机构外包的趋向。
再度低迷
但是，研发中心被扩充人员甚至撤销的音讯却不时传来。2017年8月，GSK封闭中国研发中心的风闻引来一片唏嘘，甚至被以为是“外企中国研发一个时代的完毕”，随后GSK造谣只是业务调整。9月，GE中国研发中心局部撤出，回归公司外乡。此前，礼来宣布将封闭晚期研发实验室；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制剂部门；罗氏扩充生物研发团队人员；艾伯维封闭了中国研发中心……
一工夫，外企里蕴荡着前路迷茫的声响。 某国际创新药企业CEO毫不避讳地表示，这些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效率低下是招致其封闭的次要缘由。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外企研发在中国建中心，面前都是招商引资的后果，看中人才是主要的，次要还是税收要素。另外，在中国建研发的外企，也是为了它们的出口药物能在国际消费。
是中国市场出了成绩，还是这些跨国药企不再注重中国市场了？
恰恰相反。如今药企的研发形式曾经完全转变了：从外部包揽一切转向经过外包协作等方式与内部共同研发。 据测算，经过外包机构协作，能为企业节省30％-50%本钱。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利好，也让外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次要义务转移到外乡协作下去。
综观全球，新药的研发本钱不断在添加，可产出率却继续走低，在华研发中心也难逃这一“魔咒”。 近十年，全球上市的重磅新药有一半是跨国药企从小型研发公司买来的。 这些大公司将失败风险最高的晚期研发剥离，也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因而，辉瑞、赛诺菲、诺华、罗氏和GSK的前中国研发中心担任人都纷繁离任成立外乡企业停止研发。 “既然都是要买，还不如做点本人真正想做、能使中国受害的。” 其中一位担任人说。
以往大公司高管包揽一切大会发言的情形不见了。 在各大临床研发会议上，从掌管到主讲人都还是原先的大佬们，但头衔全变了。
据不完全统计，原罗氏中国首席迷信官陈力博士创建华领医药，其糖尿病新药曾经到了三期临床；原赛诺菲（Sanofi）亚太研发总裁江宁军博士率领基石药业研发肿瘤免疫药物；原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谭凌实博士创建缔脉生物；原新基（Celgene）研发总监梅建明博士创建了德琪主攻肝癌。不久前，原诺华中国生物研讨部门的担任人吕朝阳博士成立的来凯医药从诺华引进了用于医治前列腺癌的CYP17抑制剂（CFG920）全球权益。天境生物总裁兼CEO臧敬五博士及其团队在张江重新定位肿瘤免疫产品研发管线。
就在几年前，这些曾执掌外企中国研发中心多年的华人迷信家不会想到本人能保持跨国企业高管的温馨职位，投身于生物医药的初创公司中，但如今人们会问那些仍在大公司的高管，“怎样还没走？”
中国临床CRO（委托合同研讨机构）的开展是医药研发的关键增长驱动力，这些专业从事药品注册及各种医药法规契合事务的效劳机构业务娴熟且竞争剧烈。一方面协助跨国药企推进资源分配的灵敏性，另一方面协助中国创新药公司展开高质量的临床实验。据麦肯锡统计，这一市场无望坚持微弱增长势头，2020年将达15亿美元。
在礼来亚洲基金风险合伙人、沈阳药科大学教授苏岭看来，随着中国药品审评审修改革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正处理迷信成绩和有医学价值的临床实验会越来越多。 研发中心不应该再是反复临床实验，而是掌握目前新药研发的好机遇，减速做出合适中国人群和医疗理论的创新药物。
不过，最早树立中国研发中心的诺和诺德不断不为所动，据守着他们一以贯之的独立完好的研发体系。
“我们全部都是本人在做。”诺和诺德中国医药部副总裁张克洲在引见他们的研发体系时，着重强调公司研发任务全是本人执行，临床实验也不必外包团队，“次要目的是确保高质量”。确实，关于专攻糖尿病范畴的他们来说，这大约是一种本钱虽高，但更可控、更利于产出的运作方式。
张克洲说，他们在中国的项目一直是全球研发的一局部，如今聚集了全世界身经百战的最优秀的创业导师，汇集了全世界各国最优质的产业资源，召唤全球未来的商业领袖。更是简直与全球同步，但他也供认，这些年，虽然他们不断希冀从中国外乡找到一些晚期创新产品融入诺和诺德的全球体系，但很惋惜，并没有。
“我们目前的组织架构方式是添加研发的国际化趋向，同时我们会继续在中国加大投入。由于种种缘由，许多大型药企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封闭研发中心，但是我并不以为（局部中心封闭）与中国业务相关， 这是一种全球研发资源投入的一个战略调整，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柯宙思答复道。
这应了新药行业剖析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只需能出活儿（不时出新药），何必在意自家的，还是投的、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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