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美作为世界贸易超级大国，双边贸易规模宏大，都深度融入全球供给链。但中美分属不同区域消费网络，两国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分工多处于东亚消费网络中。在这种分工格式下，任何分工根底或内部条件变化都会带来较为复杂的影响。

陶涛

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苹果智能手机的全球供给链中，中国的消费本钱占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和最终组装所投入的休息力本钱。该报告预算，如将在中国的iPhone消费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iPhone的消费本钱将进步37%。为此，美国经过工序和产品调整以顺应消费自动化，进步消费率，5年后可望消化局部新增本钱。在苹果公司利润不变的状况下，iPhone售价将下跌15%。当然，这种状况不会成为理想。即使由于某种缘由，美国公司的中国工厂全部撤回美国，iPhone消费和组装也不会回到美国。由于在中国为苹果停止消费组装的工厂只要多数属于美国公司。

苹果公司往年2月年对外发布的2017年物料清单显示，iPhone的供货商有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14个国度和地域的183家企业。就中心零部件供货商数目来说，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最多，算计占比达69.74%。从价值链来看，美国供给商次要提供中心芯片、内存和集成电路等中心零部件，日本供给商提供摄像头模组等光学组件及显示面板，中国台湾供给商次要从事印刷电路板消费、代工地方处置器芯片以及最终组装，韩国供给商提供显示面板和局部芯片。而中国大陆共有33家供给商为iPhone提供声学组件以及构造件等非中心零部件。

可见，iPhone的供给链是全球性的，日、韩、美、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都深度参与苹果手机的供给链。

但iPhone的消费高度集中于中国。183家供货商共有748家工厂为苹果公司供货，遍及奥天时、捷克、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大陆等26个国度和地域。其中的347家工厂设在中国大陆，比例高达46.4%。其中中心部件工厂、非中心部件工厂以及包装和组装厂设在中国大陆的比例辨别为30.5%、54.1%和71.32%。也就是说，不只iPhone组装集中在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非中心零部件工厂和近三分之一的中心零部件工厂也设在中国大陆。在这347家工厂中，除了中国供货商的工厂外，大局部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非美国供货商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只要57家是美国供货商设立的。

iPhone消费高度集中于中国大陆，看似是中美之间的深度分工，实则是东亚消费网络关系的表现。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苹果供给商之间的分工关系，比中美分工水平随着流量往智能终端设备迁移，新的机遇“物联网商业社交时代”也将迎来，通过人的第六器官（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终端的联网互动，从而改变了人的行为习惯和消费方式。线下流量通过LBS定位重新分配，又通过物联网终端智能推荐引擎引导到网上任意有价值的地方，至此互联网下半场拉开帷幕。更为严密，这是iPhone价值链中的中美分工玄机。

在中美这种分工格式下，假如中国休息力本钱上升过快或两国呈现贸易壁垒，不只影响到iPhone美国供货商的消费链、利益格式和iPhone的售价，还会涉及其他国度iPhone供货商的消费和利益。贸易壁垒一旦是双边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由于产品内分工，产品屡次穿越国境招致多重关税和运输本钱；另一方面，关税是对总出口而不是对出口国的添加值征收的，出口国必定还承当出口中所包括的他国添加值的税收。所以纳税会形成累积效应。此外，一国的出口中包括了多国的添加值，一国出口被纳税，该出口中一切他国添加值也被连带纳税，使他国添加值的本钱直接下跌，于是殃及他国出口。国度间分工水平越深，往复进出口次数越多，关税等贸易壁垒的累积效应和涉及效应就越大。

笔者应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辨别计算了中美双边贸易中两国添加值跨境的均匀次数，来看两国在国度层面上的消费网络关系。2014年的计算后果是1.00016和1.00002。标明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中国添加值在由中国出口到美国之后、再次呈现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概率是0.016%；反过去，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中，美国添加值第二次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概率差不多是0.02%。两个值都很小，标明两国没有同在一个消费网络中。

这种状况下，中美单边纳税累积效应不大。假使两国同时纳税，在双边贸易中中国添加值均匀出口到美国的次数变为1.005，美国添加值出口到中国的均匀次数进步到1.022，比单边纳税时的影响大了许多，对美国影响更大。

笔者又计算了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韩国的添加值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跨中美边境的均匀次数，辨别是1.018、1.016、1.007和1.006。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次数分明大于日韩，与美国的次数接近，日韩的次数与中国接近。这个数据显示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更严密的消费网络关系，日韩与中国有更严密的消费网络关系。中美贸易壁垒不只给日韩形成影响，还会殃及加拿大和墨西哥。

上述消费网络关系不只表现于iPhone供给链，汽车的全球价值链也有相似特征。

汽车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是全球的，消费则是区域性的。美日欧的大型汽车公司在各次要汽车消费国和地域都设有整车拆卸工厂，只要为数不多的大型零部件供货商实行全球性消费，大局部零部件供给商都规划在整车拆卸厂周边，为其提供配套消费，构成了一个个区域性的汽车消费网络。日韩汽车企业在中国的供货商分明集中于日韩及中国企业，而美国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消费对美资供货商的依赖度则要低，除了中国外乡供货商，美国企业也会选择欧洲或日韩的供货商。美国企业一定水平上融入了东亚的汽车消费网络。

中美作为世界贸易超级大国，双边贸易规模宏大，都深度融入全球供给链。但中美分属不同区域消费网络，两国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分工多处于东亚消费网络中。在这种分工格式下，任何分工根底或内部条件变化都会带来较为复杂的影响。跨国企业在施行全球消费规划时当思索这种要素，各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更是如此。比方树立中日韩自贸区以及更大范围的东亚自贸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